最近，再读《辽史》，颇有感慨。在中国古代历史叙事中，辽代，是一个被低估了的王朝。
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的《辽史》，是由元代丞相脱脱主持下编修的纪传体史书，是与《宋史》《金史》同步编修的。编修中注重史料相互印证，并明确“三国各为正史”，避免了传统的正史之争。这一修史态度，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辽史》的编修，由于原始材料稀少、文献记载残缺、契丹文字辩译困难、编修时间较短等因素，不免有些成书仓促、记事简略、疏漏粗糙等问题。但凭借官方修史的系统性、全面性和正统性，加之时间顺序上又隔了一个金朝，《辽史》的客观性与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应是后世研究辽代历史的基本依据。
在中国传统的主流叙事中，通常以中原王朝为中心、以汉文化叙事为主线展开，各朝代大体按历史教科书中“唐宋元明清”顺序排定，这已成为标准范式。甚至像南宋这样偏安一隅的朝廷都给予了主流正统位置。辽代，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
当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站在宏阔的历史视野上，重新审视辽国对中国历史的开创性贡献，很有必要。
辽上京遗址
一
辽国，是一个在唐朝羽翼下崛起的政权。
契丹族，中国古代北方一个古老族群。源于东胡，为鲜卑支脉。早在4世纪东晋时期，契丹就已游牧于西辽河上游地带。到了唐代，它是夹在唐朝与突厥之间的部落联盟，各部落自逐寒暑，随水草而牧。部落之间，猎则别部，战则同行。在唐朝与突厥两大势力之间，左右逢源，时附时离，夹缝中艰难图存。
623年，契丹遣使到长安，贡名马、貂皮，亲近唐朝。648年，丹契首领大贺氏窟哥率部附唐。唐太宗在契丹本部置松漠都督府（今内蒙古林西县樱桃沟村西拉沐沦河左岸），辖西辽河上游西拉沐沦河、老哈河流域，即现在的赤峰、通辽地区。朝廷任窟哥为都督，并赐李姓。以此为标志，唐朝通过设置羁縻州来控制北部边疆地区，契丹纳区入唐朝的直接统治。此后，契丹对唐有战有和，离附无常，松漠都督府时废时置。到遥辇氏为部落联盟首领时，契丹基本脱离唐朝的羁縻，初具汗国雏形。
辽契丹大字
907年，耶律阿保机为契丹首领，并八部为一国，以松漠都督府辖区为基础，统一契丹。916年称帝，建立辽国。以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为都城。辽国建立后，同步开始对外扩张，先后征服奚、女真、乌古、室韦、吐谷浑、党项、鞑靼、沙陀等部。926年灭渤海国，势力达黑龙江、外兴安岭和库页岛。927年助石敬瑭建立后晋，割占燕云十六州，控制华北北部。向西，进入了西域一带。
至此，辽国的版图东到日本海和库页岛，西及阿尔泰山南北，北达外兴安岭和贝加尔湖，南至山西北部雁门、河北中部霸县，包括燕云十六州。辽国疆域幅员万里，成为中国北方历史上强大的草原游牧政权。特别是辽国对黑龙江流域的开拓，为后来明清经略东北提供了法理依据。
辽国不是外来族群入侵建立的政权，而是唐朝治下土生土长的王朝。辽地，是中国的土地；辽人，属古代中国人的范畴。
二
因俗而治，开了北方游牧民族制度创新之先河。
契丹族本是游牧民族。由于其地处西辽河上游，位于中国传统农耕、游牧过渡地带，汉人与契丹人、奚人交往频繁，内地农耕技术大量传入。随着辽国不断开疆拓土，内地汉族移民增加，形成多民族共生共融的格局，经济逐渐呈多元发展气象：有“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游牧部族；也有“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的农耕民族。游牧业中家畜饲养发达，有牛、马、羊、驼、猪等；农业为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粮食作物有黍、粟、稷、粱、谷等；契丹平民百姓居住，出现板筑房屋和毡帐并存的现象。
多年前，我曾到蒙古国考察。在东方省的草原深处，竟有古代农业耕作的痕迹。当地学者告诉我们，这是当年辽国统治时农业耕作遗迹。农业的耕作，已深入到辽国遥远的草原深处，接近西伯利亚南缘。这种农牧多元经济形态的出现，在古代北方游牧政权中极为罕见。
辽契丹小字
为了保持契丹人的民族性，辽国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分开管理，主张因俗而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具体办法是，朝中实行“南北面官制”：北面官由契丹人出任，主要掌管契丹人事务、契丹各部及属国的军政，为最高权力机关；南面官为汉人，管理汉人聚居地的各项事务。这种制度上的“一国两制”，是中国北方游牧政权独有的制度创新。
辽代实行五京制。五个京城分别为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五京的设置，因地制宜，为族群控制、官员监督、边疆开发、军事防御、经济发展、贡赋征收以及城市营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世的治理提供了范例。此后，金朝效法辽设置了五京，元朝设置了大都、上都等。
“四时捺钵”，是因俗而治的又一种形式。“捺钵”为契丹语，意为“行帐”“营盘”，是辽统治者四季迁徏驻跸的营地，也是流动的政治中心。通过春夏秋冬“四时捺钵”，召见当地部族首领，联络族群感情，了解农牧情况，加强官员监督，有效保证了政权的运转和政令畅通。
作者：张利平
来源：《赤峰文史》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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