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与人文共祖，其创世功业、德治思想、和合精神与一统理念，早已沉淀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凝聚成海内外中华儿女最深切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归属。
“三月三，拜轩辕”，寻根问祖来河南，有“源”千里来相“豫”。丙午年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即将启幕，河南省政协融媒中心、大河网学术中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推出特别策划，邀请专家以历史为根基、以文化为核心、以时代为视角，系统梳理黄帝文化的内涵，深入阐释其时代价值，让黄帝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持久、更具感召力的生机与荣光。
今天推出第四期，《黄帝“和合”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也是黄帝“和合”理念的体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所强调的：“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黄帝“和合”理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对这一理念的践行。
一、黄帝“和合”理念的形成和发展
黄帝“和合”理念源远流长，经过历代思想家的补充完善，最终形成了一套丰富的思想体系。
黄帝“和合”理念发源于早期国家治理。《史记》记载，黄帝设置左右大监，于是“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在施政方面，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前者展现了黄帝通过设立职官、协调各方，实现了天下万国的和谐共处，后者记述黄帝综合天文历法、音律节气，建立起贯通天人的制度体系。可见，“和”与“合”最初是作为单独概念使用的，“和”侧重于不同部族之间的和睦相处，是黄帝治理的重要成果；“合”侧重于各项制度的有序统合，是黄帝施政的制度基础。春秋时期，“和”“合”二字开始连用。《国语·郑语》载郑桓公与史伯讨论古代帝王治国之道，史伯认为“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即商契能够调和五种伦理规范，使百姓得以安身立命。他批评周幽王“去和而取同”，即排斥异见、追求一致，揭示了专断独裁的危害。《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子以“和如羹焉”为喻，认为为政之道好比烹调羹汤，需要不同食材与调料的相互融合。在他们看来，君臣之间应通过不同意见的互济互补，方能实现国家的政通人和。要之，“和合”的基本含义是聚合不同的事物而得到平衡，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追求和谐。
黄帝“和合”理念经后世完善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标识。先秦诸子对黄帝“和合”理念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孔子以“和”论为政，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强调在保持独立见解的基础上追求和谐，这一理念亦可引申至为政之道。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认为阴阳二气相互激荡交融而达至的“和”，正是天地万物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前提。墨子认为将“和合”作为处理各类社会关系的原则，方能促成社会和谐、国家富强。《黄帝内经·素问》记载，黄帝“欲通天之纪，从地之理，和其运，调其化，使上下合德，无相夺伦”，将“和合”思想贯彻于天人关系的把握与人体生命的调护之中。宋代《续博物志》以黄帝铸鼎为例，认为“鼎者，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气升降以相济，中和之气也”。直到清代还流传着黄帝作合宫以布政教的传说，彰显其在政治治理中对和谐秩序的追求。可见，“和合”理念贯通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涵盖自然、社会、人生等多个方面，其内涵在后世不断丰富，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标识。
总的来看，黄帝“和合”理念有三大精神要旨。一是承认事物的差异性与多元性。“和”“合”代表差异元素间的融合、合作，“和合”理念承认多样事物的存在。黄帝仰观天文、俯察地理，遍取周边诸身事物变化规律，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万物的不平衡以及不同事物的不同性质、特点，构成了各自的比较优势，为进一步认识、利用自然提供了基础。二是在差异性与多元性的基础上寻求共存共处。《白虎通义》在论述制度起源时讲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黄帝在创制礼法时，既注重规范性，又包容多样性，使礼制成为维系华夏民族长期稳定与融合的治理框架。可见，在黄帝“和合”理念下，世间万物在保留各自特质的基础上相互调适，进而实现和谐共处、共同发展。三是在寻求共存的过程中产生新的事物。差异的存在意味着冲突的存在，和合理念的高明之处在于不回避冲突，而是将其视为重构与创新的契机。黄帝令嫘祖养蚕缫丝、仓颉造字、伶伦定音律，正是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在调和差异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华民族早期的物质文明。可见，黄帝“和合”理念并不忽视冲突，而是将之视为重新选择和建构的机遇。
二、黄帝“和合”理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黄帝“和合”理念为思想资源和文化根基，继承了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仁心和善的道德观。这四大理念既观照人类当下的幸福生活，也思考世界文明的未来走向。
第一，和而不同的价值观。纵观历史发展，中华文明的发展始终秉持和而不同的态度。据《淮南子·时则训》记载，黄帝发布政令“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无不囊怀，溥汜无私，正静以和”，体现了明察而不严苛、避免简单同质化的治理智慧。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面对不同民族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应秉持“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以谋求利益共同点，推动不同文明和平共处、和谐共生。
第二，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价值观体现在国际关系上，就是“协和万邦”的睦邻友好关系。《史记》记载，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后实现部落融合，并通过“合符”等形式与各方会盟，凸显了寻求共处的政治智慧。2019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指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承了中华文化“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强调国与国之间应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态度共处，共同遵守国际公约和法律，共同实现世界和平。
第三，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而不同的价值观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相传黄帝居有熊国，北依具茨山，南临双洎河，既保障军事防御又满足农耕灌溉需求。都城选址的生态智慧体现了先民对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辩证关系的系统性认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人类与自然紧密相连，不能靠牺牲环境谋求发展。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这种对自然的尊重和保护即是对天人合一理念的践行。
第四，仁心和善的义利观。在中华文明中，“仁”是一种高明的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扬了“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倡导正确义利观。“义”是实现“仁”的重要原则，正确义利观就是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不能一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更不能损人利己，而要坚守公平与道义，义利兼顾，弘义融利，构建稳定的国际秩序。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对黄帝“和合”理念的践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需要付出多方面的努力。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的多维建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维建构，包括在国际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和生态建设等方面。
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国际伙伴关系以协调与合作为基点，倡导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史载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这表明当时各部落通过共同祭祀形成身份认同，为多元部族的融合共生奠定了基础。当今世界的国际交往固然远比黄帝时期的部落联盟复杂，但国家之间的平等相待、互谅互让仍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条件。
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要重视发展问题，又要重视安全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持续拓展，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存。《史记》记载，当神农氏衰微、诸侯相互攻伐之时，黄帝“习用干戈”，以正义之师平定祸乱，最终实现部族融合与中原安定。这一历史启示我们，和平需要实力守护，安全需要共同维护。面对安全这一具有普遍性与共同性的课题，国际社会要树立合作的、可持续性的安全观，尊重和保障各国安全关切，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领域安全挑战。
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中国坚定不移地参与并推动全球化进程，积极化解其负面影响，努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周易·系辞下》记载，黄帝“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黄帝时期诞生的诸多发明创造，无不以改善民生为目的，从而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早期繁荣。如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应致力于增强发展的整体性与互惠性，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开放共赢、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
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习近平总书记秉持“和”的文化理念，提出了对待世界文明的四大原则，即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科学对待文化传统。《礼记》记载，黄帝通过“正名百物”统一部族认知体系和祭祀仪轨，以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将各部落凝聚起来。黄帝本人亦“娶于西陵之女”，通过联姻会盟等柔性纽带，促进了跨地域的文化认同与融合。可见，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将文明多样性转化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活力。
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将绿色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国际上积极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进程。《史记·历书》记载，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通过观测天象、制定历法来指导农耕实践，使黄河流域成为人类早期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尊重自然规律，并将其运用于经济建设和生态保护，在今天仍有高度的现实意义。
黄帝文化不仅为中华文明奠定了深厚的价值准则，更在五千多年的历史传承中积淀为跨越时空的文明基因，其蕴含的“和合”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根基，也为更好地解决当下的国际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福祉、求发展，正是新时代对黄帝“和合”理念的时代诠释与有力践行。
（作者：常城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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